来源: 中国航天报 时间：2024-10-16
60年前的今天，1964年10月16日，是一个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
这一天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伴随着惊天动地的响声，中华民族挺直了脊梁，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1960年11月，中国仿制的第一枚近程导弹发射成功；1964年6月，东风二号导弹成功发射；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年4月，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
“两弹一星”像一声巨雷，震惊了世界，年轻的共和国从此更加强大地屹立在世界东方。
研制“两弹一星”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作出的英明决策。“两弹一星”中的“两弹”，其中一弹是指原子弹，后来演变为原子弹加氢弹的核弹，另一弹是指导弹；“一星”指的是人造地球卫星。
在新中国75年的光辉历程中，“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是中华民族为之自豪的伟大成就，对中国的安全和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正如邓小平所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展开剩余96%“两弹一星”研制成功的同时，也缔造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这份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激励着一代又一代航天人实干奋进、勇攀高峰。
可可托海“两弹一星”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展馆内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展墙。李瀚 摄
“两弹结合”壮国威
1964年中国的核爆炸让世界大吃一惊，但趾高气扬的美国人根本不相信中国人的能力，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以十拿九稳的口气预言：“中国五年内不会有原子弹运载工具，没有足够射程的导弹，原子弹也无从发挥作用。”有的媒体应声嘲笑中国是“有弹没枪，一通瞎忙”。
然而，他们很快就再度失望了，他们绝没想到，中国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之前的几个月就已经拥有了自己研制的东风二号中近程导弹，为研制原子弹的运载工具奠定了基础。据聂荣臻之女聂力在《山高水长》中回忆，1963年9月3日，聂荣臻在听取刘杰、刘西尧、钱三强、朱光亚汇报第一颗原子弹的进展情况时就明确提出：“我们装备部队的核武器，应该以导弹为运载工具作为我们的发展方向，飞机很难在现代条件下作为运载核武器的有效工具。”钱学森早就认识到，导弹没有核装置，就形成不了杀伤破坏能力；同样，核装置没有导弹相辅，对远距离的目标也不具有威慑力，两者缺一不可。因此，在中央专委的直接领导下，1963年国防部五院一分院和二机部九院就开始有了“两弹结合”的接触。1964年9月17日，中央专委正式对“两弹结合”的工作做了部署，决定由二机部和国防部五院共同组织试验方案论证小组，由钱学森负责抓总。周恩来主持了这次会议，他告诉钱学森，中央决定以五院为基础成立导弹工业部，名为七机部，并诙谐地说：“‘两弹结合’，二机部负责原子弹，七机部负责导弹，从今天起，你们‘二七风暴’就刮起来了！”在“二七风暴”中，钱学森要抓总的是“小、枪、合、安”4件大事。小，指的是原子弹要小型化。此外，原子弹还必须能够承受导弹起飞后的噪声、冲击、振动和弹头再入大气层产生的气动噪声、振动、高过载等固有的环境条件。枪，指的是“造枪”——研制原子弹的运载工具。运载工具是以东风二号导弹为基础改进而成的东风二号甲导弹。合，指的是“两弹结合”。为适应原子弹的要求，导弹必须要做许多相应的技术改进。比如，射程要远，安放核弹头的密封舱既要有减振和缓冲的功能，还要符合一定的刚度、温度和湿度要求。安，指的是安全。没有哪个国家敢在本土上进行“两弹结合”试验，何况弹道下方还有居民点。原子弹的小型化工作，主要依靠二机部的研制人员完成。根据小型化的技术指标，1965年5月14日，我国用飞机空投了一枚“核航弹”，在新疆核试验基地成功实施了空爆；后来又在地面对核装置进行了一系列噪声、振动、冲击和温度等模拟试验。
科研人员在检查导弹弹体。
“造枪”工作在钱学森的亲自指挥下进行。东风二号甲导弹在东风二号导弹的基础上进行了方案性的设计修改，发动机的推力由40.5吨提高到45.5吨（实际验收时达到47.5吨），射程从1000公里提高到了1200公里，控制系统改为全惯性制导，提高了导弹的作战性能。从1965年11月13日到1966年1月6日，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东风二号甲连续进行了8次飞行试验，7次成功，1次失败。东风二号甲的研制成功，不仅为保卫祖国提供了“站岗放哨”的重要武器，而且成为发射核弹的一支好枪。
“两弹结合”试验发射首区场景。顾吉环 摄
“两弹结合”难点重重。专家们认为，“两弹结合”就好比是一个“啰唆汉”娶了一个“娇小姐”，必须慎重行事——导弹这个高大威猛的“大汉”要在起飞前进行起竖、粗瞄、垂直测试、火工品安装、加注、精确瞄准等一系列“啰唆事”，而原子弹这位“娇小姐”则有一系列的特点，怕热、怕冷、怕潮、怕振动、怕过载、怕冲击、怕静电、怕雷电，比较娇贵。
钱学森（右一）和聂荣臻（右二）等在我国首次“两弹结合”试验现场。
1964年9月，两个单位分别成立了论证组，由国防部五院牵头。在东风二号甲的基础上，五院对导弹做了适应性修改，并在安全问题上采取了多重防护措施。与此同时，二机部人员对原子弹进行了小型化设计，在结构设计中适当改进，使弹头尺寸减小、重量减轻、刚度提高。“两弹结合”离不开大量的试验。因此，大量的原子弹工艺试验、爆轰试验和环境条件试验先后开展。
1966年10月27日上午8点，距离预定发射时间还有1个小时，发射场突然狂风大作，卷起的黄沙铺天盖地，能见度只有50米。9点，大漠的风小了，矗立的发射托架慢慢打开。突然，从发射台下面升腾起灼眼的烈焰，东风二号甲导弹托举核弹头呼啸着拔地而起，直冲云霄。随着导弹慢慢远去，发射场的每个人都心弦紧绷。9分04秒后，罗布泊弹着区传来消息——我国首枚导弹核武器在飞行了894公里之后，核弹头在罗布泊弹着区靶心上空569米的高度爆炸。“两弹结合”试验取得圆满成功！罗布泊上空升起的巨大蘑菇云，标志着中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能够用自己的导弹发射核武器的国家。美国用了13年、苏联用了6年才完成的“两弹结合”试验，中国仅用了2年。
太空奏响东方红
1958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豪迈地说：“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1964年，随着我国导弹和原子弹相继研制成功，研制中国人自己的卫星被再次提上了日程。1968年，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成立，钱学森担任首任院长，继续推进东方红一号卫星研制。就这样，从图纸到零件，再到初样、试样、定型样机，卫星一步步走向成型。
1967年7月29日午后的北京异常闷热，孙家栋正在办公室伏案进行导弹设计。国防科委参谋汪永肃没打招呼，直接驱车过来，传达了他被钱学森点将负责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总体设计工作的任务。搞卫星总体，要先选人。在那个特殊时期，孙家栋从不同专业角度和特长出发，选定18人，组建了分系统与专业化配套的总体部。那年冬天，在国防科委组织召开的东方红一号卫星方案论证协调会上，各有关单位和有关系统的参会人员将卫星总体技术方案通俗地概括为“上得去、抓得住、看得见、听得到”（也有“上得去、抓得住、听得着、看得见”一说）。
镶有毛主席像章的《东方红》乐音装置。
1968年，为了“让全世界人民都听到中国第一颗卫星的声音”，中央确定东方红一号卫星要播送《东方红》乐曲。在技术目标确定后，孙家栋大胆提出了卫星研制分两步走的计划，即先用最短的时间实现卫星上天，在解决了有无问题的基础上，再研制带有探测功能的应用卫星。最终，大家确定东方红一号卫星由结构、热控、电源、短波遥测、跟踪、无线电和《东方红》乐音装置以及姿态测量部件组成，总质量控制在173千克左右，直径1米，外形为近似圆球的72面体，采用自旋稳定方式在空间运行。从广袤的宇宙准确地传回这首乐曲谈何容易。因为不仅要保证卫星上天后乐音能够让人听得见，还要保证乐曲不能走音变调。为了防止卫星上天和旋转时振动对乐音装置产生影响，当时负责这项工作的设计师采用了环氧树脂固封的方法。但是，偏偏在固封以后，令研制人员日夜担心的问题出现了：《东方红》乐曲变调了！不知经过多少个紧张的日日夜夜，逐点逐级地对相关电路进行检查后，研制者们终于发现了问题的症结。设计师们改变了工艺和流程，终于解决了乐音变调这一难题。为了让卫星实现“看得见”的目标，研制人员绞尽脑汁，最终从折叠伞上获得灵感，他们在末级火箭上加装了一个特殊材料制成的“观测裙”，它是一个直径4米、具有良好光学反射特性的球状体，可大面积反射太阳光。卫星升空后，这个闪动着中国人智慧之光的“观测裙”与卫星一前一后，以相似的速度在同一轨道上运行。在夜幕下，两个亮点清晰可见，大一点的是穿着“观测裙”的末级火箭，小一点的是卫星本身。“看得见”的大目标实现了。东方红一号卫星能不能发射成功，这不仅牵涉上万人几年来的辛劳付出，更关系着国家的形象和民族的荣誉。所有人都在期待点火，却又害怕听到倒计时的声音。发射前，周恩来总理问戚发轫：“它上天的时候，《东方红》的乐曲会变调吗？”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东方红一号卫星还没有上天，谁也不知道结果。所以戚发轫用航天人一直秉持的诚实态度回答：“总理请放心，凡是我们能想到的、地面能做的试验我们都做过了，没有问题。”1970年4月24日晚上9点35分，沉寂的戈壁滩被烈焰照亮。长征一号火箭以104吨的巨大推力拔地而起，托举东方红一号卫星准确进入预定轨道。卫星自旋时，4根3米长的套管式短波天线自动打开，开始发送信号。很快，浩瀚太空中响起了《东方红》的乐音。1970年4月25日晚8点29分，东方红一号卫星飞行第16圈时经过北京上空。当晚，首都万人空巷，百万人民扶老携幼，走出房舍，聚集在庭院、街道、广场，争相观望。当那颗明亮的卫星缓缓地飞过天安门上空时，广场上几万双眼睛在探照灯的引导下，紧紧追随着翱翔在太空里的“中国星”。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发射后，通过广播，全国人民都可以听到从太空传来的《东方红》乐曲，声音铿锵有力、清晰悦耳；卫星不仅成功上了天，而且达到了三等星的亮度。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在中国航天史上，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发射是一个划时代的、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性时刻，是中国航天事业第一个里程碑。2003年10月15日，神舟五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神舟五号飞船是中国第一艘载人飞船，任务的圆满成功标志着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是中国航天史上的第二个里程碑。2007年10月24日，嫦娥一号卫星发射成功，标志着我国月球探测卫星研制技术实现了历史性跨越，树立了中国航天的第三个里程碑。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发射后的50多年里，中国航天事业以此为基石，筑起高楼广厦。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我国航天事业发展，明确指出“探索浩瀚宇宙，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是我们不懈追求的航天梦”。“天宫”遨游、“嫦娥”揽月、“天问”探火、“羲和”逐日……中国航天不断创造新的历史，这一代航天人掀开了中国航天事业的崭新篇章。
60年前的今天，“东风二号”发射成功！CCTV国家记忆 2024年06月29日 10:44 北京
60年前的今天
1964年6月29日
中国首枚自主研制的导弹
“东风二号”发射成功
为研制“东风二号”
默默奉献的工作者中
有一个人功不可没
可能很多人不熟悉
这位毕生为中国造“东风”的老人
他的父亲是梁启超
哥哥是梁思成
他就是
“东风”系列导弹主要研发者之一
中国著名导弹和火箭控制系统专家
梁思礼
梁思礼与“东风二号”
有着怎样的故事？
1949年
梁思礼学成归国
几年后
他被正式调到
刚成立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
担任自动控制研究室主任
成为了院长钱学森手下
十个室主任之一
在当时
五院100多人里
除了院长钱学森
没有一个人真正见过导弹或火箭
梁思礼和别的室主任一样
既没有资料
也没有任何相关仪器设备
在这种情况下
梁思礼和同事们一起
经过反复分析试验
成功研制出国产燃料和原件
1960年11月5日
中国第一枚导弹“东风一号”
试射成功
射程比它仿制的
苏P—2火箭还要远一半
两年以后
1962年3月21日
中国自行设计的中程地地导弹
“东风二号”
在戈壁进行首次飞行试验
梁思礼顾不上照顾即将临盆的妻子
只是在出发前匆匆对妻子说：
生了男孩就取名为“凯”
女孩就取名为“旋”
他相信一定能凯旋归来
然而
导弹在发射仅69秒后坠毁
这对现场所有人来说
都是一个巨大打击
钱学森鼓励大家
不要有过多压力
更不要怕承担失败的责任
还制定了一个原则：
把一切问题都消灭在地面上
导弹不能带着任何疑点上天
经过不懈努力
1964年6月29日
“东风二号”导弹发射
飞行1000多公里后
准确命中预定目标
这意味着
中国在首颗原子弹爆炸前夕
拥有了自行研制的中近程弹道导弹
而梁思礼并未满足于此
他通过试验发现
“东风二号”原来采用的技术
有很大隐患
一旦遇到复杂的山地地形
就可能打不准
经过反复计算
梁思礼创造性地研发出
全惯性制导系统
不仅排除了山地地形的干扰
而且极大提高了导弹的制导精度
1966年10月27日
中国用完全自主研发的
“东风二号”导弹（改进型）
携带原子弹
从甘肃酒泉发射
准确命中新疆罗布泊的目标塔
一举震惊世界
从此
中国成为
真正具有核打击能力的国家
梁家一门九子皆才俊
当有人问到梁思礼
从父亲那儿继承下来的
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时
梁思礼的回答只有两个字：
“爱国！”
他有着显赫功勋
却甘为无名英雄
致敬梁思礼
也致敬每一位默默耕耘的
中国航天人！
文章综合来源：“共青团中央”公众号、“央视军事”公众号
历史上的今天：“东风二号”导弹发射成功人民日报数字传播 2024年06月29日 07:02 北京
公众号
6.29
历史上的今天
1964年6月29日，“东风二号”导弹在酒泉发射场点火升空，标志着我国导弹事业从此走上了自主研制的道路，中国从此拥有了可以远程打击的导弹盾牌。我国60年代自主设计研制的东风二号中程弹道导弹，全长21.3米，重量近30吨，直径1.65米，最大射程1200公里，可携带一枚2万吨TNT当量的核弹头。
责编 | 潘江涛
58年前的今天，中国人自己造出了这款武器！央视军事 央视军事 2022年06月29日 16:34 北京
“把一切问题消灭在地面！”
在经历首次试验失败后
钱学森带领大家
总结经验教训并不断改进
58年前的今天
1964年6月29日
我国首枚自研导弹“东风二号”
终于发射成功
一起重温珍贵画面
，时长
01:34
1960年，我国仿制的第一枚近程导弹
“东风一号”发射成功后
由钱学森带领的团队
开始自主设计中近程地对地导弹
“东风二号”
1962年3月21日
第一枚“东风二号”
在茫茫戈壁进行首次飞行试验
发射仅69秒后，导弹坠毁
对现场所有人来说
这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发射失败后，钱学森和同事
第一时间赶往发射阵地
在天寒地冻的大漠中
他带领大家花了3天时间
收集导弹的残骸和碎片
连一个小螺丝钉都不放过
钱学森鼓励大家，不要有过多压力
更不要怕承担失败的责任
他还制定了一个原则：
把一切问题都消灭在地面上
导弹不能带着任何疑点上天
历经一次次总结和改进
两年多后
新的“东风二号”
被运往发射场，进行发射试验
1964年6月29日
“东风二号”导弹发射
飞行1000多公里后
准确命中预定目标
意味着中国在首颗原子弹爆炸前夕
拥有了自行研制的中近程弹道导弹
而钱学森一再强调的
“把故障消灭在地面”这句话
也成为我国航天事业的一条重要准则
见证者说丨我们的东风二号，在失败中奋起中国航天报 2024年12月25日 16:30 北京
中国航天事业创建以来，一代代航天人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求索，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奋斗，在科技进步的规律中攀登，创造了以“两弹一星”、载人航天、月球探测等为代表的一系列辉煌成就。中国航天基金会联合中国航天报社推出以深度报道、图文推送、专题视频等多种形式于一体的系列融媒体作品《见证者说》，寻访那些亲身经历峥嵘岁月的航天人回忆讲述航天往事，回顾航天事业从无到有、从创建到发展的巨大变化，弘扬航天人以国为重、探索创新的昂扬精神，再现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奋进征程。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60周年和中国航天人改进设计制造的首型导弹——东风二号成功发射60周年，也是我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之一、著名导弹和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院士诞辰100周年。
国庆节前夕，梁思礼院士百年诞辰纪念展在中国科学家博物馆拉开帷幕，吸引众多参观者。在展览的“心系苍穹”单元，梁思礼的女儿梁旋在有关东风二号导弹研制的展项前驻足良久：她的名字中藏着一个与这型导弹有关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中国航天人期盼成功却惨遭失败，之后历经磨难、重整旗鼓终于夺取了胜利。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展出的东风二号导弹。记者 刘淮宇 摄
梁思礼曾说，东风二号导弹第一次发射的失败，从个人历练来说，失败比成功更有启发、更起作用。正因为失败以后，做了大量工作，总结了经验，“才使我们把坏事变成了好事，才真正懂得应该怎样自行设计”。确如梁思礼所言，经历了中国航天史上的第一次失败，航天人在痛定思痛后重新爬起、改进工作，形成了崭新的航天系统工程管理体制。自此之后，中国航天的步履更为稳健地迈上了攀登世界航天科技高峰的征途。
东风二号导弹
发愤图强 东风二号立项研制
1949年5月16日~17日，武汉解放。航天科技集团一院原科技委常委、副总师魏其勇当时正读初中一年级。他兴奋地和同学一道在硚口区欢迎解放军入城，欢庆江城回到人民手中。
1938年出生的魏其勇儿时饱尝民不聊生之苦。他告诉记者，如果不是表哥牵着他在日军飞机轰炸时东躲西藏，自己可能早已不在人世了。
新中国的成立给了孩子们较为稳定的学习环境，使得聪颖的小其勇在学业上一路突飞猛进。1949年人群中小小的他不敢想象，9年后自己大学毕业时被分配到了国防部五院，加入这支英雄的军队、人民的军队，开始研制护国重器。
魏其勇进入五院一分院一部时，正赶上仿制“1059”任务，主要工作是翻译、校对和学习图纸资料。那时，我国的高校还没有开设导弹专业，绝大多数科研人员对导弹这一事物不了解，大家学习新知识的热情很高，“每天晚上办公室的灯都是亮的”。
在苏联专家帮助下，“1059”的仿制工作紧锣密鼓推进。可惜好景不长，1960年8月，苏联撤走了在五院的全部专家。魏其勇回忆，有的专家对中国很有感情，临走时惋惜地说“没有完成任务”。
魏其勇说，专家的撤走对中国航天来说影响是很大的，那时候大家都在说发愤图强，“愤”字用的是愤怒的“愤”。“实际上当时的干劲儿都是这样逼出来的，我们这些人熟悉鸦片战争对中国的影响，又经历了抗日战争，深感国家太弱了是要吃亏的。”魏其勇说，“加上苏联这次又来这么一下，所以大家都铆着一股劲儿，一定要把导弹技术掌握。”
8月14日，聂荣臻元帅在北戴河接见了王秉璋、王诤等人，听取他们关于苏联专家撤走后五院工作的安排及今后工作的意见。在这次交谈中，聂荣臻指出，从“1059”改进的中近程导弹可以作为一个型号开展研究。就这样，“东风二号”正式列为一个型号开始了设计和研制工作。
1960年10月，中央军委批复，同意五院近期任务以“东风二号”为重点。
当年11月，“1059”发射成功，这就是后来的“东风一号”。魏其勇没有去现场参加“1059”发射，他和同事正在紧张进行“东风二号”的初步设计工作。
男孩取名“凯”，女孩取名“旋”
耄耋之年的原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航天经济研究中心（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谭邦治，1965年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导弹系毕业。1965年上半年，他在学校的安排下到西北导弹综合试验基地实习，为毕业设计做准备。那时，他学习研究的对象就是历经失败挫折终于在此前一年发射成功的东风二号导弹。
谭邦治介绍，从“1059”近程液体弹道导弹到东风二号中近程液体弹道导弹，射程增加约一倍，主要的改进有3项，一是提高发动机的推力；二是减轻弹体重量，导弹尾段由钢结构改为铝结构，加长了弹体，尾翼形状也发生了变化；三是对横偏校正系统进行参数调整，提高了发射机功率。
经过近两年的准备工作，1962年年初，承载着无数航天人心血的第一枚东风二号导弹即将奔赴发射场。那时候，梁思礼的第三个孩子即将出生。他在出发前和妻子约定，生了男孩就取名“凯”，女孩就取名“旋”。
“我们家仨孩子，每个孩子生的时候我爸爸都不在，他全都在出差。”梁旋回忆说，父亲是将他当时的心情放在了即将出生的孩子的名字中。
意气风发的梁思礼和其他航天人一样，满怀期待地准备拥抱又一次胜利，然而结果是他们始料未及的。
东风二号导弹首次飞行试验失利现场
1962年3月21日，东风二号导弹进行首次飞行试验。结果，导弹飞起来后像喝醉酒似的摇摇晃晃，头部还冒白烟，在空中画了一个“大鞋底”后掉了下来，在地上炸起了一个蘑菇云。
原本准备欢呼的人们，心情一下坠落到万丈深渊。
失败了，总结经验教训，再重来
谭邦治从专业角度为记者还原了“东风二号”首次飞行试验的画面：导弹起飞后几秒即出现较大的摆动和滚动，较明显地偏离射面，18秒时，发动机起火，随即关机，69秒时，导弹坠毁在发射台前方几百米处，炸出了一个直径约20米的大坑。
发射现场，有的同志目睹此情此景失声痛哭。东风二号导弹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同时担任一分院试验队负责人的林爽，是一位从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的老革命。后来担任林爽秘书的谭邦治说，面对失败带来的压抑，林爽也难以自持了，他跳入导弹炸成的大坑内，面对残骸心情沉重地说，责任是我的，我应该埋在这个大坑里。
时至今日，现场目击失败的魏其勇对当时的情况仍印象深刻：那时候生活很困难，基地费了老大劲儿，准备了一点吃的，让大家准备庆祝成功，还有当时很珍贵的牛肉，可后来大家到了食堂因为沮丧的情绪实在吃不进去。
3月22日，也就是发射失败次日，王秉璋、钱学森等紧急飞赴发射场，勘查现场、分析故障。
钱学森等赴现场指导工作
面对挫折，早年学习化学工程、对科研工作规律十分熟悉的聂荣臻表现出令人钦佩的沉着冷静。他指出，科学试验允许失败，并指示各级领导不要追查责任，重要的是找出失败的原因，以利再战，对于查出故障原因的人，还要给予奖励。
除了认真向大家传达聂帅的指示，钱学森还开导大家说，科学试验如果每次都保证成功，那又何必试验呢？那就制造出来直接拿去使用就可以了。所以，我们不要怕失败，失败了，总结经验教训，再重来。
技术人员对东风二号导弹进行检查
钱学森领导的故障分析小组，在事故现场工作了5天，回京后又历时3个多月，从元器件、部件到分系统，从各分系统到总体，他们开展了无数次的故障分析、残骸测定、数据判读，终于使故障原因浮出水面：
从总体方案上看，没有考虑改变了材料和加长弹体的弹性振动对控制系统的影响，没有将弹体作为弹性体来考虑，飞行中弹性振动频率与控制系统频率耦合，导致导弹飞行失控；发动机推力提高了，但是结构强度不够导致损坏起火。
这个“插曲”很有意义
航天科技集团科技委原顾问朱明让1960年3月从南京工学院提前毕业，进入国防部五院二分院一部（航天科技集团一院12所前身）工作，后来成为一部科技处的助理。
他说，航天人从仿制向自行设计转变之时，总体设计和控制系统还存在不协调的问题。为此，钱学森召集分别负责总体和控制的一分院和二分院的两个第一设计部的同志一起研究问题。
年轻的朱明让跟随二分院一部主任、“东风二号”副总设计师黄纬禄，从位于永定路的办公区，专程来到位于阜成路8号的航天大院的会议室里参会，坐在第二排旁听。
朱明让回忆，谈及控制系统如何把导弹控制住的问题时，身着米色风衣的钱学森在会场内一边踱步一边说，我看美国人的导弹一个光棍都能稳定，东二还有个小尾翼为什么不能稳定呢？资本主义国家能办到的事，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也一定能办到，二分院一部要回去组织研究，“杀出一条血路”，我每周都参加。
东风二号导弹总装现场
为落实钱学森指示，黄纬禄召集陈德仁、梁思礼等日夜收集资料、学习研讨，先后提出了多种改进方案，还进行了控制系统的单波道、双波道、三波道系统飞行仿真实验，终于发现了问题所在——东风二号导弹比“1059”加长3米多，另由于减重使弹体刚度降低。失败后的弹性振动试验发现，控制系统仪器舱原来的安装位置处于全弹振动一阶振型的波谷，受到的振动很小；首飞的东风二号导弹的仪器舱所在位置恰好处于一阶振型的波峰。这就导致了飞行姿态失控。
发动机结构强度的问题也十分复杂。时任一分院副院长任新民花了很大精力修改设计方案，但在试车过程中，发动机总是出现不稳定和破裂的问题。为此，钱学森特别提醒大家要注意避免结构的应力集中问题。通过采取强化结构、减小振动、提高强度等11项措施，研制团队将历次试车中出现的薄弱部位进行了局部增强。从1962年3月到1963年年底，经过82次热试车，发动机的结构强度问题终于解决。
东风二号导弹在发射现场
就这样，当时中国航天的“最强阵容”齐心协力，向着问题发起冲锋：林爽、屠守锷主持修改了总体方案，任新民主持改进了发动机，黄纬禄、郝复俭主持改进了控制系统高精度的陀螺和加速度表，姚桐斌主持攻克了材料技术难关，梁守槃、庄逢甘、梁思礼等专家都在各个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在这个过程中，航天人越来越清晰地认清一个道理：研制导弹需要掌握综合性、系统性的尖端技术，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细节的质量和可靠性都关乎成败，只有经过充分的地面试验，反复证明系统的准确性，才能进行飞行试验。
基于此，钱学森提出了“加强地面实验，凡是能在地面试验证实或模拟试验证实的，不要带到飞行试验中去考验”的思路，这句话后来被概括为“把故障消灭在地面上”。
谈及东风二号首飞失败和后来成功发射的经验教训，魏其勇告诉记者，从1960年开始准备东风二号的方案，到1962年3月进行首次飞行试验，只有两年左右的时间。型号设计生产试验应当经过哪些阶段、遵循什么样的科研规律等，有很多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
所以他很赞成聂荣臻、钱学森等归纳的几点：研制工作一定要按研制程序办事；要成立指挥和设计师的两师系统；要加强总体的设计与协调工作，即一切通过总体；要加强地面试验，一切通过地面试验……这些思考和总结为中国航天后续型号的研制成功播下了成功的种子。
1962年11月，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的国防部五院发布《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暂行条例（草案）》（后被称为“五院七十条”），这个条例使五院的工作进一步走上正规化、科学化，对航天事业建设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按照条例的要求，五院建立健全两条指挥线，即以总设计师为首的设计师系统和以行政总指挥为首的行政指挥系统；加强了总体设计部并发挥好作用，解决总体设计薄弱的问题；建立了科研生产计划协调管理系统。
在东风二号技术攻关和加强地面试验方面，一院修建了振动试验塔和全弹试车台，在试车台上，可进行短程、长程、高温、低温、大推力的全弹试车。魏其勇当时作为总体设计部试车专业组组长负责了全弹试车台的方案和设计任务书初审工作。
他说，试车时，“除了导弹不飞以外，其他的条件都尽可能接近飞行试验进行”。一开始，关于试车台建多大的规模还存在一些不同意见。为此，魏其勇专门向钱学森和陈士榘等领导作了汇报。钱学森指出，应考虑射程更远的型号如“洲际”导弹等。试车台最终建成后，东风三号、东风四号、东风五号等的全弹试车都在这个试车台上进行。魏其勇表示，钱老考虑问题的远见为国家节省了大量基建费用，令人钦佩。
经过不懈努力，1964年6月29日，东风二号导弹成功发射，准确命中预定目标。7月9日和11日又发射两次，均取得成功。这型导弹也为后来航天人研制出用于发射原子弹的东风二号甲导弹打下坚实基础。
1964年，导弹全弹试车成功后，谢光选、梁守槃、王子仁、屠守锷、王觉先、朱昕、刘传儒（从左至右）合影。航天档案馆供图
面对辛勤付出换来的成果，钱学森高兴地说，如果说两年前我们还是小学生的话，现在至少是中学生了！聂荣臻得知消息后表示，这次东风二号地地导弹试射3发均成功，很好。这是几年来特别是1962年以来进行了一系列深入细致工作的结果。现在更看得清楚了，1962年试射未成功，的确不是坏事，这个“插曲”很有意义。研究设计工作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很重要。五院应将这些经验很好地加以总结，不仅是研究设计方面的，还有工艺、试验等方面的经验，都要很好地总结起来。
吃一堑，长一智。善于总结经验教训的航天人逐步将航天科研生产工作纳入科学管理的轨道，使工作迈入了稳健发展的快车道。
东风二号导弹改进研制的成功，是航天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创造的奇迹。这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凝结着各级领导、科学家、工人、解放军指战员、政工和后勤保障等各方面同志的心血，他们身上都闪耀着航天精神的巨大力量，值得全社会学习弘扬。
文/记者 刘淮宇
图/除署名外，均为本报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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